close
范文程，字憲鬥，號輝岳，明萬曆二十四年(1597年)生，清康熙五年(1666年)卒，終年六十九歲，隸漢軍鑲黃旗。他一生經歷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開創時期，又經歷了順治和康熙兩個朝代，為官四十多年，是清朝最著名的開國功臣，對清朝的建立與鞏固起了重要作用，是清代初年卓越的政治家。
范文程出身於名門仕宦家庭。他的祖籍在江蘇，是宋朝大學士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孫；他的六世祖名叫范岳，明代初年在湖北雲夢縣任縣丞，洪武年間獲罪，於是全家就從江西的樂平縣被謫往當時的邊陲重鎮遼東都司的瀋陽衛，範氏自此成為瀋陽人。范文程的曾祖名叫范鍃，在明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後在朝廷做官，一直升到兵部尚書，因其為人剛直不阿，受到當權大臣嚴嵩的排擠，只好棄官離去。
范文程的祖父名叫范沈，在十四個兄弟中排行第六。在當時的形勢下，只能當一個瀋陽衛指揮同知，充其量也只是一個縣級副職小官。范沈生有三子，第二子范楠就是范文程的父親，一生困苦，未能出仕。範楠生有二子，長子文案，次子文程。
范文程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歷代為官的家庭裏。他年輕時喜好讀書，平素有遠大的志向。但也深知仕途的艱難，祖輩父輩的坎坷經歷，在年輕的范文程的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隨著歲月的流逝和年齡的增長，逐漸養成一種沈著、剛毅、聰穎、機敏的性格。在十八歲的時候，他與其兄一同考中了瀋陽縣學的秀才。當時的遼東，地處東北邊陲之地，文化很不發達，能熟讀四書五經成為縣學生員，真可謂是鳳毛麟角了。
這時的明朝，正處於激烈動盪的形勢之下，階級矛盾異常尖銳，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而民族矛盾也日益熾烈。在范文程的家鄉撫順，明朝和後金的鬥爭日趨激烈。
隨著遼東形勢的發展，為了拉攏、控制女真人的勢力，明廷不得不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封建州左衛都指揮使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然而努爾哈赤決心率領女真人與明朝分廷抗禮，到了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也就是努爾哈赤背叛明朝、稱汗建國的第三年，一舉攻佔了明朝遼東重要軍事據點撫順所。
年輕的范文程，耳聞目睹了滿族的興起與努爾哈赤後金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他以封建官僚知識份子的眼光，清楚地看到明朝已是“氣數”將終，而女真人的後金政權正在方興未艾。所以在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當努爾哈赤率軍攻下撫順時，范文程與其兄一起，便毅然決然地親赴汗營，“仗劍謁軍門”，投奔了努爾哈赤。
努爾哈赤熱情地接見了他們，並且與他們談了話，自然免不了問起家世與經歷來，很是器重他們的來歸。當努爾哈赤得知范文程是明朝兵部尚書范鐿的曾孫時，就對身邊的各位親王貝勒們說：“這個人是名臣之後，一定要好好地使用他。”言下之意在於希望范文程也能成為他的名臣，於是努爾哈赤令諸位官員都要優待以禮。並且由於范文程熟悉當時明朝以及遼東的政治、軍事形勢，因而被努爾哈赤選為親隨、當了參謀，投筆從戎南征北戰。他先後參加了攻取遼陽(1621年)、西平(今盤山縣古城子鄉)(1622年)和廣寧(今北鎮)(1622年)等一系列的戰鬥。他“所在行營，必參帷幄”，顯然，范文程在爭奪遼東以至遼西的戰鬥中，貢獻了他的聰明才智。
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病死，其第八子皇太極繼承了汗位，他總結努爾哈赤時期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治理好國家首先要安定黎民百姓，並且要調整滿族與漢族之間的關係，緩和民族矛盾。隨著形勢的發展以及統治地域的增大和人口的增加，皇太極制定了對後金政權進行改革的方針，參照明朝中央集權的統治機構，“欲以歷代帝王得失為鑒，並以記己躬之得失”，在天聰三年《1629年》四月，建立了內閣的雛形——文館，范文程受到破格的重用，和達海、剛林一起成為文館的骨幹。文館的建立，標誌著後金政權向著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權前進了一大步，這其間范文程以其特殊的地位與才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自然地成為皇太極的主要親信謀臣。
後金天聰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極率領十萬大軍避開明朝在山海關、寧遠(今興城)、錦州一帶佈置的重兵，繞道西路經明朝肪務空虛的地區，從喜峰口進入關內，由龍井關、洪山口“入薊門，克遵化”。皇太極自率主力直趨北京，留下范文程率八百兵守遵化以為退路，明軍進行反撲，范文程則一馬當先率軍奮力作戰，打退了明軍的進攻。皇太極又派范文程率領小股軍隊去潘家峪、馬蘭峪、三屯營、馬欄關和大安口等處說降，結果“凡五城皆下”，兵不血刃。當明兵反包圍大安口時，范文程使用火炮進攻明軍，又解了圍。就在這次進軍北京與明兵反復爭奪城池的戰鬥中，范文程能攻能守，文武兼施，立下軍功，被皇太極授予世職遊擊之職和三等阿達哈哈番的爵位。
在皇太極率大軍直趨北京時，明朝山海關主將袁崇煥得知後，急率軍馳援，先後令軍抵達薊州，皇太極不與戰，乃直撲北京，袁崇煥追至，在城外展開激戰。據《國朝耆獻類征初編》記載，范文程此時向皇太極進獻反間計，詐稱皇太極與袁崇煥有密約，放回被俘的楊太監報給崇禎皇帝。驚慌失措、猜忌多疑的崇禎果然中計殺掉了袁崇煥，這就給皇太極除去了進關的勁敵，動搖了明朝的軍心。由此可見范文程堪稱是足智多謀的軍師。
天聰五年(1631年)夏季，皇太極率後金大軍圍攻大淩河城(錦縣)，迫使祖大壽投降。當時有蒙古降兵私自殺死其軍官反叛回去，皇太極聽說後異常憤怒，欲殺死這些叛兵，范文程則為了爭取更多的力量，從容勸說，使五百多叛兵免死。當時另有明將據西山之險堅守，攻之不下，范文程又以單騎至其壘，說以利害，於是也投降了。皇太極非常高興，把所有這些投降之兵都賜給了范文程。
天聰六年(1632年)春，皇太極第二次征伐察哈爾蒙古林丹汗，目的是要徹底打敗東部蒙古，孤立明朝，並且使蒙古諸部成為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這次出動了後金軍和徵集來的各部蒙古兵將近十萬，當大軍西征越過興安嶺後，林丹汗得知異常恐懼，感到自己無力抵抗，於是帶著牧民驅趕牛羊離開駐地，倉皇西奔。等到皇太極追到歸化(呼和浩特)時，林丹汗早已逃走，直趕到黃河邊也沒有追上。當時形勢對皇太極非常不利，追又追不上，退回去又白白興師無所獲，沿途黃沙白草，民窮地脊，難以供養軍需。全軍將士都想借機南下搶掠明朝地面。但是苦於師出無名，無計可施。於是皇太極召集范文程、寧完我和馬國柱等商議對策。范文程等提出：“我師進，利在深入；否，利在速歸；半途而返，無益也。”鑒於當時的處境，只有深入明境才能飽掠而歸，至於師出無名問題，范文程等人提出可以議和為由，寫信給邊關限期答復，過了日期便可藉口而進攻。皇太極很高興地採納了他們的建議，結果以十日議和為期限，大軍直趨宣府(今宣化)、張家口等地，沿途搶掠而歸。
天聰七年(1633年)，明朝遼東守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來請降時，皇太極派范文程與諸貝勒一起帶兵接應，並且向他們宣講皇太極歡迎他們投降之意。於是，在後來“破旅順，收平島，討朝鮮，撫定蒙古”等軍事行動中，范文程都參與謀劃。因之日益受到皇太極的重用。由於他的足智多謀，多次勸降明朝官將成功，甚至能從生活細節上觀察一個人能降。如崇德七年(1642年)明朝薊遼總督洪承疇在松錦決戰中被俘後，大罵不降，於是皇太極派范文程再去勸降，仍不降，范文程一邊好言相勸，談古論今，一邊察言見色。恰好房梁上有積塵飄落到洪承疇的衣服上，他幾次將落灰拂去。范文程一葉知秋，回去報告皇太極說洪承疇是不會死的，他連自已的衣服都這般愛惜，更何況自己的生命呢。後來果然降了皇太極。
後金政權建立之初，帶有濃厚的軍事民主制的色彩，通過努爾哈赤以及皇太極的努力，逐漸削弱各部權力，加強了汗的權力。文館的設立就是一個重大的改革，皇太極一心要成為“中原有德之主”，當然必須借鑒明朝的典章制度，加快封建化的速度，迅速進行統治機構的改革。
要削弱八旗貝勒權力，加強中央集權，皇太極堅信必須對國家機構進行改革。“凡事都照《大明會典》行”，於是積極設置了文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初步打開了局面，收效很大。七年之後，即在天聰十年(1636年)三月，皇太極又對文館進行改革，成立了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范文程被任為內秘書院的大學士，進世職二等甲喇章京。這時的內秘書院負責撰寫；起草對外往來書信，記錄各衙門的奏疏詞狀以及代替皇太極起草敕諭、祭文等。范文程與了最高層的機密，一時間“撫諭各國書信，皆文程起草。初，上猶省覽：後乃不復評審，曰，汝當無謬也。”
雖然范文程當上了內秘書院的大學士，但他的實際權力並不限於內秘書院，他所起的作用也遠非大學士所限。他積極幫助和支持皇太極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八旗諸貝勒的王權，《滿文舊檔》曾記載天聰九年(1635年)冬，皇太極曾和范文程商量過能否上尊號稱皇帝，范文程答曰：“人從天象而行，哪有天特意告訴汗受尊號的道理呢？獲得玉璽的事，各處的國歸附的事，人心歸順的事，那本來就是天意。今汗順天意，合人心，受尊號，定國政適當。”皇太極大喜，於是次年春就接受群臣上尊號為皇帝，改元崇德，定國號為清。清朝的建立，標誌機構改革進入質變的新階段。
天聰七年(1633年)皇太極創建了八旗漢軍以應需要，這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事件，它為“選用招降，以漢攻漢”提供了組織上、軍事上的保證。在商議推選漢軍固山額真時，諸大臣都提出由范文程擔任，皇太極說：“范章京的才幹當然可以勝任這個職務，然而固山額真僅僅是漢軍一個旗的軍事職務。現在我認為他是我的心腹和棟樑之材，所以固山額山的職務就另議吧。”這說明皇太極對范文程極為重視，關係密切。范文程所掌握的多是機密大事。《清史稿•范文程傳》記載，他“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複召入。”這生動地說明，他們每一次談話就得幾個小時(每晝夜是一百刻)，甚至來不及吃飯和休息就再次召入。
皇太極倚重范文程，參與軍政大事，每逢議事，常說：“范章京知否？”不稱文程而稱章京，抬高了范文程的地位。每當議事決定不下來的時候，就說：“何不與范章京商議一下？”眾臣下說：“范文程已經同意。”皇太極才最後批准。有時范文程生病在家，一些待辦的事皇太極還要等他病好了再裁決。君臣關係至為親密，皇太極經常要范文程陪著吃飯。范文程有一次入侍，面對美味佳餚，想到父親還沒有嘗到，遲遲未能下筷，皇太極明白他的心意，立即把這桌美味佳餚送給了他的父親。無論是朝中大事，還是日常生活上，都可以看出皇太極把范文程看成是貼身的近臣，而范文程也對皇太極忠心不二。
建州女真的崛起、後金政權的建立以至於與明朝分廷抗禮；最後建立了清朝。這個過程，如果從努爾哈赤1616年建元天命算起，到1636年建號大清稱皇帝，也只有二十年的時間。對於一個落後的女真族來說，登上中國歷史舞臺，這是序幕，是極短的前奏曲。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完成了推翻明朝、建立清朝這一改朝換代的大工程，自有其歷史自身的辯證法。以清代明雖說以軍事爭奪為主，但以區區滿洲族之人口、地域，想成為龐大的中國之主，單靠軍事征伐是不行的，還得靠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在清初開國史上能知己知彼，熟知中國歷史與明朝現狀者，范文程是難得的第一人。他在導演以清代明這個歷史序幕時，有其獨特的歷史功績。
范文程既瞭解女真族的社會發展，也知道它的軍事組織八旗制度的作用。同時范文程也瞭解明朝的社會弊端、宮廷的腐敗。他知道只有順應歷史發展，對後金的政治機構進行改革，才能完成推翻明朝的歷史任務。
在天聰三年(1629年) 范文程進入文館，為皇太極“欲以歷代帝王得失為鑒，並以記己躬之得失”盡力，到崇德元年(1636年)時短短幾年，就又進了內三院，任大學士，成為皇太極的主要謀臣。
在八和碩貝勒共同主政、事事掣肘的形勢下，皇太極“雖有一汗之虛名，實無異正黃旗一貝勒也”。 范文程支持了皇太極削弱王權加強君權的鬥爭，他認為這個鬥爭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存亡。他給皇太極上疏，仿照中國歷代朝廷官制，建議“請置言官”，皇太極接受了他的建議，於是在崇德元年(1636年)設立了都察院，這是一項強有力的改革，“凡有政事背謬及貝勒大臣有驕肆侵上，貪酷不法，無禮妄行者，許都察院直言無隱”，它與三院六部不相統屬，獨立地行使檢察之權，這樣就把皇權與王權鬥爭的主動權操在手裏。
天聰五年(1631年)始建的六部——即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和工部，由於每部都以貝勒一入主其事，並設二員滿族承政、一員蒙古族承政和一員漢族承政，這些承政官員既要受貝勒的領導，也要對汗間接負責，就造成職掌混亂，有時互相矛盾，互相推諉的局面。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范文程在崇德三年(1638年)“奏請每衙門止宜設滿洲承政一員，以下酌量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皇太極批准了這個建議，並且委派范文程協助睿親王多爾袞“更定八衙門官制”。經過這樣的機構改革以後，停止了諸王貝勒對各部院的干預，加強了中央集權。
一方面在用人上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改革機構提高效率；另方面又注重培養新的人才，這是皇太極比其父努爾哈赤高明之處，他曾說過：“朕以人才作為治理國家之根本，你們群臣應以薦賢士舉能人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他也真的這樣做了。他能夠不拘一格，打破民族偏見，無論是滿族、蒙古族還是漢族，也不論出身之貴賤，只要有一技之長，都加以任用。對這一點理解得最深的，或者能及時向皇太極提出這方面建議的，正是大學士范文程。他說：“治國安邦，從根本上說，最重要的在於得人才。特別是培養人才，保護優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范文程向皇太極建議，通過辦學校和進行考試選拔人才，史載“滿洲興學，倡于范文程”確乎如此。當時在文館就招學生，每年舉行考試，分為三等。在這裏學習的大多是遼東當地的青年。到了天聰三年(1629年)後金就進行了第一次考試，滿、蒙、漢族知識份子積極參加了考試。到了天聰八年(1634年)，皇太極就真的搞起了科舉，仿效明代辦法，“中試為舉人”。這樣就為日後的發展，準備了人才。這次考試大約有數百人參加，錄取了二百二十八人。到了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時，范文程建議，在滿族、蒙古族和漢族知識份子中，考取秀才和舉人。皇太極批准這個建議，並且提出了“從公考校”的要求。一個月後，錄取了滿族舉人二人、蒙古族舉人一名、漢族舉人四名，其餘分為一、二、三等不同。
就這樣，范文程為皇太極，在短短的幾年間選拔、考取了數量可觀的人才，特別是青年。這些知識份子，忠於清朝，成為許多大衙門的骨幹力量，也是清統一全國的重要力量。
清朝是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既和明朝有共同點即都是封建王朝，也有不同之處，即有其自己的發明創造。初起時為了處理蒙古事務而成立了蒙古衙門，到崇德三年(1638年)，范文程又協助皇太極把它擴充為“理藩院”，由處理單一蒙古事務擴大為處理包括其他少數民族事務。這對後來推進滿族與蒙、回、藏等其他民族的合作，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范文程在十多年間為皇太極出謀獻策，真可謂是差不多言聽計從。到了崇德末年，清王朝已經模仿明王朝，並有所增加與發展，完成了封建化的過程，加強了中央集權，成為一個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經濟上都能與明朝一比高低的勁敵了。
《清太宗實錄》記載，當皇太極病重之際，都察院的言官上疏請求“惟以聖躬為重，伏望息慮養神”時，是經范文程轉呈的奏疏，同時立即得到皇太極的批准，並且說：“朕之親理萬機，非好勞也，因鄭臣不能分理，是用躬自裁斷。今後諸務可令和碩鄭親王、和碩睿親王、和碩肅親王、多羅武英郡王合議定結。”而且皇太極派了范文程把這個極端重要的決定，通知諸王。這說明，皇太極臨死前還很重用范文程，讓他傳達自己的最後決定。
皇太極死後，滿洲貴族之間因為皇位繼承問題事先沒有安排，而爆發了一場殘酷的鬥爭，一時間殺人流血，勢不兩立。范文程在這場鬥爭中，保持謀臣的公允地位，沒有捲進去，說明他的政治頭腦異常清醒——不論誰來繼承皇位，他都是一個忠於新君的大臣。把握時機，提出“進取中原”的戰略決策
從投奔努爾哈赤那時候起，到追隨皇太極這兩代帝王時期，范文程以其雄才大略，制定了進攻中原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方針。並在處理錯綜複雜的矛盾中，始終堅持這個方針不變，直至最後實現。這既需要有通觀全局的眼光，又要有對明清現狀的清楚瞭解，更需要對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結局有充分的估計。然而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歷史發生大轉變的關鍵時刻，能把握時機，把歷史推向前進。范文程都做得恰到好處。清代的歷史家往往把范文程比作楚漢相爭的張良或者明朝的功臣劉基，是頗有道理的。
經過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兩代的努力，在政治制度上進行一系列的改革與創新，在軍事上建設了一支強大的八旗兵，鞏固了東北地區的統治，有雄厚的經濟基礎，這是清朝賴以爭奪全國政權的實力。
天聰六年(1632年)皇太極曾經和范文程商討對明朝的策略，范文程說：“我軍如果想深入，應當乘其不備，一直攻到北京，訊其和否，然後再毀山海關水門而歸，以壯軍威。”這是先進行軍事上試探性進攻，並且進行實戰的演習。他還說“最好的辦法是從雁門關進去，並且曉諭沿路軍民，等到我們得了天下，酌免賦稅，以表示我們愛護憐養百姓之意。”這是進行政策宣傳、爭取民心，軍事上避實就虛。皇太極正是這樣做的，他不斷地避開山海關而繞道從北面進關，直趨北京，進行軍事上的大演習。
皇太極死後，多爾袞在順治元年(1644年)率軍再次伐明，范文程為此曾上書對當時的形勢作了分析，他說：“中原的百姓，飽受喪亂乏苦，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盼望有一個英明的皇帝，以求得安居樂業。從前放棄遵化，在永平(今河北盧龍)屠城，這兩次都深入而複返，明朝必然以為我們並無大志，只是為了掠金銀財寶和美女玉帛，因此對我們表示懷疑，不信任我們。現在應當嚴肅申明紀律，秋毫無犯，宣諭我們進取中原的政策是：做官的仍然擔任原職，民眾百姓仍然從事原來的職業，錄取使用賢德能幹的人，撫恤有困難的人。這樣，黃河以北，就可以傳檄而定了。”他又說：“現在明朝精兵已經沒有了，我們的八旗兵可以包圍他們長驅直入，他們的勢力日益衰落，我們的兵力日益強大，這樣，北京就是可以奪取的了。”
無論是皇太極還是福臨、多爾袞，在與明朝作最後鬥爭的前夕，都想聯合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共同奪取政權，只是皇太極沒有聯繫上。到順治元年(1644年)福臨致書李自成起義軍將領說：“我們致書給你們，想與諸公共同合作，並取中原，如果能統一全國，我們共用富貴，不知尊意如何？”結果也沒有同意。
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是不會與清軍聯合的。范文程也看清了這一點，並且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說：“我國雖與明朝爭奪天下，實際上是與李自成的流寇較量。”他提出要拉攏明朝官吏幫助自己，並且要直取北京或者從山海關以西先攻佔一個城池作為進攻的前哨和跳板。當多爾袞伐明大軍進軍至遼河時，傳來了李自成攻進北京、崇禎皇帝自縊而死、明朝滅亡的消息。在這緊要關頭，急忙驛召在蓋州溫泉養病的范文程速來商討決策。
范文程既站在清朝統治者的立場上，並且也站在被推翻了的明王朝的立場上，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他惡狠狠地咒駡農民起義軍，認為李自成起義軍是“塗炭中原”，戕厥君後，此必討之賊也。”並且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立場上，分析李自成“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其敗道有之。”第一，逼崇禎自殺是“天怒矣”；第二，打擊地主豪紳，沒收財產能引起“士忿”；第三，攻擊起義軍搶掠人民能引起“民恨”。他斷言有這三個原因再加上“行之以驕”，可以“一戰破也”。他接著說：“我國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聲討他們的罪行，撫恤士大夫，拯救黎民百姓。這樣出兵，是以義動，何功不成？” 范文程注重師出有名，立足於分析敵我雙方形勢，這是他的高明處。並且進一步提出：“愛惜生靈是天之德也，從古以：來沒有一個是嗜殺而得天下的。我們清國如果僅僅打算在遼東稱帝還算可以，如果想統一全國，非使百姓得到平安不可。”這是當時最正確的決策。成為清軍入關後奉行的重大政策，也顯示了它的強大的力量。
吳三桂是出身豪門的武將，明朝派他為甯遠總兵，率領數萬精兵把守著山海關，阻擋清兵。但他素有二心，加之其上司洪承疇、舅父祖大壽早已降清，清朝利用這種關係拉攏吳三桂，但他在觀望著明朝、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和清軍這三家勢力鬥爭的結局，然後才能決定自己的選擇。所以在京師告急時，他不去迅速解救，朝廷三月下令救援，他行軍遲緩，四月二十二日李白成占北京，他二十五日才到豐潤，聽說京師淪陷、崇禎吊死，他反而不戰回到山海關，根本不想為明朝出力，只是在選擇新主而已。他自知不是李自成的對手，只有投靠清朝。他在選擇時機。
京師的陷落，皇帝的自殺，正是機會。吳三桂立刻致書清廷，請兵進關共同對李自成作戰。雙方一拍即合。這正是范文程為多爾袞所制定的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結果。吳三桂的降清使李自成起義軍在山海關戰敗，直至退出北京。
范文程不失時機，為清軍草擬宣諭佈告天下：“我們是仁義之師，為了給你們報君父之仇而來，不殺你們百姓，現在我們所誅殺者只有闖王賊而已。有官吏來歸的，恢復其職位；百姓為歸的，許其從事舊業。我們大軍行動有紀律，決不傷害你們。”這在進關之時，是宣言書，也是瓦解農民起義的號召，更是向所有被起義軍打倒的官僚、地主、豪紳宣傳清軍的政治主張。把滿族的清朝與明朝的民族矛盾，掩飾過去，轉而把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突出了出來。因此，清軍所向無敵，起義軍敗走，各地迎降不絕。范文程有力地把握了歷史轉折的時機，提出適宜的策略，為清朝奪取全國政權立了大功。康熙年間內閣學士韓英說，范文程“佐命興朝，首倡入關，廓開大計，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厥後皆如公策，而我國之大業以成，萬世之丕基以定。”這是很恰當的評價。范文程能利用階級矛盾，轉移民族矛盾，爭取明朝各級官僚和地主階級的支持，這是他在錯綜複雜的鬥爭中，為清朝制定的正確的戰略方針。
日理萬機 出謀獻策
清軍攻佔北京之後，多爾袞面臨一個異常複雜棘手的政治局面。明朝的京師，在短短的四十三天裏，先被李自成攻破，又被清軍奪取。歷史發展之迅速使世人瞠目。明朝的忠臣遺老、投降李自成的官吏、未來得及撤走的起義軍、飽受戰禍的黎民百姓，幾百萬人混雜在北京。怎樣收拾這個殘局？從哪里開始？這些，多爾袞只有依靠范文程去處理了。
首先是，多爾袞聽從了范文程的不要亂殺人的建議，下達了“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的命令。而且多爾袞本人只帶千騎入城宿衛，幾萬大軍“盡屯騎兵於城外”，而且沒有多爾袞的標旗，任何人不許出入，一時間初步穩定了民心，使眾人無不悅服。並且鄭重宣佈“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難軍民，皆吾赤子”。
多爾袞這個攝政王忙於軍務，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處理改朝換代的紛繁複雜的政事，隨軍而來的范文程被推到了前臺。他以封建地主階級政治家的胸懷，抱著治世的夙願，化敵為友，爭取大批漢族官吏和民眾的信任，宣傳施以“仁政”，並且“頗愛百姓”，自己現身說法：“我大明骨，大清肉耳。”號召大家都效法他那樣投降清朝？
范文程當時“每日坐午門右決事”，他是清政府的實際組織者，他不得不“晝夜在闕下，事無巨細應機立辦”。一時間“挺伐四方，文武甲兵，事無巨細，鹹公綜理案牘”。
范文程隨大軍進京後，首先把明朝皇宮裏所典藏的律令章冊接收過來，作為清朝遵明舊制的根據。
范文程為了把滿漢民族矛盾掩蓋起來，化敵為友，曾說大清江山“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于明國也”，並且以實際行動來證明這一點。進京之後，范文程就建議並得到批准，由清政府主持為崇禎皇帝及皇后、皇妃發喪，歷時三天，並且“易梓宮，備儀衛，修陵墓一切如制”。俗話說人死以入土為安，在改朝換代之際，范文程親自為被推翻的明朝皇帝發喪，足以證明他具有政治家的風度，給明朝的官吏以及所有擁護者以一種心理上的安慰。
當時明朝有些遺老家在南方，在京師動盪，家破人亡之際，無路可走，便投書范文程求助。請“求扶喪南還”， 范文程立即派遣騎兵持令箭護“送至張灣，於是殉難諸臣之喪，多次第南歸”。這樣做的結果，表現了范文程對這些“殉難”諸臣的同情與關懷，也爭取了這一大批人對范文程的信賴。
在這百度草創之際，為了安定天下百姓，制定一個什麼樣的田賦政策是至關重要的大事。由於連年戰爭，明末的遼餉、剿餉、練餉三餉屢次增加，人們異常痛恨。在戰火中餉冊皆被李自成起義燒毀，惟有萬曆年間的故籍還存在，當時有人提議尋找新冊，范文程表示反對，他主張用萬歷時舊餉冊說：“就是以萬曆年間為定額，還應考慮給人民帶來的困難，怎麼能還去尋找那三餉的冊籍呢？”於是決定甩萬曆年間的田賦標準徵稅天下。這實際上是宣佈清朝為了使農民休養生息而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結果“歲減數百萬兩，民賴以蘇”，這樣做，穩定了億萬農民的心，使農業生產的恢復有了政策的保證。
為了進一步爭取廣大知識份子對清朝的支持，范文程上疏說：“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商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請再行鄉、會試，廣其登進。”他建議“首請開課取士，以收入才”。得到批准後，清廷派他主持考試，考中的一千多人，這樣做就為清朝爭取了追求仕途的漢族知識份子的支持。
范文程在進京伊始，親主政務，日理萬機，為崇禎發喪，安撫孑遺，舉用廢官，搜求隱逸山林之士，考訂文獻，更改明朝法律命令，廣開言路，招集各級官吏，收求各種檔案冊籍，安定了人心。又實行輕徭薄賦，給人民以生息的條件。這些都為清朝的鞏固，奠定了政策的基礎。
要從根本上醫治戰爭創傷，發展經濟，清初錢糧缺乏是一大難題。范文程提出興屯田之法，推行屯田墾荒，設立政府專門機構。實行結果，解決了入不敷出的財政困難，為人民發展生產創造了條件。
進京之後，根據范文程的功績，清廷給他“進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賜號‘巴克什’。後又進二等精奇尼哈番。”隨著范文程的聲望越來越大，不免與大權獨攬的攝政王多爾袞發生難以調和的矛盾。多爾袞由攝政王改稱叔父攝政王，又變為皇父攝政王，獨攬天下大權，朝廷的信符和各級官吏升遷簿全在他手裏掌握，一時間朝廷內外“只知道有攝政王，而不知道有皇上”。多爾袞為了加強自己的影響，毅然摒棄范文程所提倡的爭取民心的寬厚政策，而改行殘酷的高壓政策，強行推行“留發不留頭”的剃發政策，並且要范文程別過多地插手干預他的政策。
范文程跟隨努爾哈赤、皇太極、福臨以及多爾袞幾十年，洞若觀火，“有古直士之風”，忠心耿耿地為清朝獻計獻策，對多爾袞也是剛直而不隨聲附合，這就激起多爾袞的不滿。終於在順治三年(1646年)，多爾袞對范文程發出警告說：“現在國家各項事務，各有專人管理。”限制范文程少管事務。又說：“你們這些內官對於國家的事務，應當及時報告。”而范文程回答說：“文程等朝夕在王左右，凡有聞見，無不面啟，候取進止，無庸具體敷陳。” 范文程這樣依然固我，終於在順治三年和多爾袞矛盾激化，因一件小事而被多爾袞為“下法司勘問”。雖然沒有罷官，但權力已被限制和削弱。而范文程自己只好處處小心謹慎明哲保身了。
當朝中滿洲貴族權力鬥爭激化之際，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削去親王濟爾哈朗爵位、幽斃了肅親王豪格，又命親信大學士剛林、祁充格同范文程一起刪改太宗實錄。范文程進退兩難，知道事關重大，如果遵命將留後患，如果違命將受處罰，於是為了保全自已，聲明養病閉門不出。結果多爾袞死後被控犯有“謀逆”之罪，剛林、祁充格一起被殺，范文程“與同官當連坐，上以文程不附睿親王(多爾袞)，命但奪官論贖。是歲即複官。”他能躲過這場大難，完全是由於他有自知之明，才能保全自己。清廷對他的忠心，很是賞識，順抬九年(1652年)被授以議政大臣之職，這是漢官從未享有的恩寵，說明他用自己的行動進一步取得了順治皇帝福臨的信任，隨即“複進一等精奇尼哈番”，特命“監修太宗實錄”。
范文程為了向順治帝表示自己的忠心，上疏奏曰：“諸位大臣上疏彈劾大臣，無非是為君為國，皇上應當愛惜他們。”順治帝接受了她的建議，恢復了因上疏彈劾大臣而被降職革職的官員。
積幾十年經驗，范文程對君主關係頗有見解，在福臨與他商討如何處理這個關係時，他說：“大凡作事恰到好處附合天意者，必須君明臣良，互相信任，互相諒解，才能有利於國事。假若入主剛愎自用，誰還敢進言？勢必使阿諛奉承獻媚之人日益親近；而忠厚耿直的人就日益疏遠了。人主如果自己誠心誠意，公正廉明，臣下自會翻然從善，這樣才符合天意，國家的命運一定悠久，永享太平了。”多爾袞死後，順治時期，君臣關係進一步密切了。范文程堪稱為一代名臣，順治稱讚他“文程在盛京時不附貝勒，後亦不附睿親王，眾所共知。”史載，“上勤於政治，屢次到內院去，讓諸位大臣從容咨訪，文程每每以班首承旨，所陳述回答，都能使皇上滿意。”
為了解決恢復生產和選拔人才兩大難題，范文程又建議“條興屯四事，曰選舉得人，曰開墾守獲，曰積貯轉運，曰責成考課。”於是在亂久民稀的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陝西等地大興軍事屯田和官助民屯，結果對恢復生產安定農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范文程還大膽地提出，治理天下首先在於會用人，他針對清朝重滿族輕漢族和任人唯親大搞宗派的弊政，建議朝廷各部院大臣都要推薦人才“不論滿漢新舊，不拘資格，不避恩怨，取真正才守之人”去充當各級官吏。范文程這樣選拔、培養人才，博得了順治皇帝的贊許。順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為了表彰范文程的功績，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後又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師；到順治十四年(1657年)又恩詔加秩一級，並將其畫像收藏在皇宮之內。
范文程少好讀書，穎敏沉毅。投奔努爾哈赤後，對清廷一片忠心，無論換了哪個皇帝，他都有自知之明，所以在他經歷的整個清初的三朝四代歷史上留下了豐功偉績。他自己知道他一生所進奏章，多關係到重大的決策問題，所以在他監修太宗實錄時，把他草擬的奏章一概焚燒不留，而在實錄中所記下者，不足十分之一。他這樣做，免得“功高震主”，突出個人。但從各種史料裏，從我們能見到的記載裏，也足可以看到范文程確是一代名臣。時勢造英雄，有他這樣的人輔佐，清朝受益匪淺。他最後多次因病上疏請求休養，順治帝才“暫令解任”，還想病癒之後再來召用。但是范文程功成引退，離開朝廷“辟東皋為別業，稍構亭館，植卉木，引親故，徜徉其中；時以詩書騎射課子弟，性廉慎好施與。”就這樣平安地度過晚年。
康熙五年(1666年) 范文程逝世，終年七十歲。玄燁親撰祭文，賜葬於懷柔縣之紅螺山，立碑以紀其功績。幾十年後，康熙親筆書寫了“元輔高風”四個字，做為祠堂橫額。這是清朝統治者對他的最高的評價了。范文程在那個時代，他所能做到的，是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盡自己的力量。范文程提倡民族合作，民族諒解，安定百姓，輕徭薄賦，發展生產，選拔人才，使用賢良，直言敢諫，招降納叛，這些對清朝的建立與鞏固，都起到巨大作用。而努爾哈赤、皇太極不囿於民族偏見，重用范文程，委以重任，給以重權，君臣相互支持，相輔相成，終成大業。范文程的成功與其說是明君賢相的結合，不如說是封建儒家思想，在清初取得的重大勝利。范文程不愧為清初卓越政治家的稱號。
范文程出身於名門仕宦家庭。他的祖籍在江蘇，是宋朝大學士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孫；他的六世祖名叫范岳，明代初年在湖北雲夢縣任縣丞，洪武年間獲罪，於是全家就從江西的樂平縣被謫往當時的邊陲重鎮遼東都司的瀋陽衛，範氏自此成為瀋陽人。范文程的曾祖名叫范鍃，在明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後在朝廷做官，一直升到兵部尚書，因其為人剛直不阿，受到當權大臣嚴嵩的排擠，只好棄官離去。
范文程的祖父名叫范沈，在十四個兄弟中排行第六。在當時的形勢下，只能當一個瀋陽衛指揮同知，充其量也只是一個縣級副職小官。范沈生有三子，第二子范楠就是范文程的父親，一生困苦，未能出仕。範楠生有二子，長子文案，次子文程。
范文程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歷代為官的家庭裏。他年輕時喜好讀書，平素有遠大的志向。但也深知仕途的艱難，祖輩父輩的坎坷經歷，在年輕的范文程的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隨著歲月的流逝和年齡的增長，逐漸養成一種沈著、剛毅、聰穎、機敏的性格。在十八歲的時候，他與其兄一同考中了瀋陽縣學的秀才。當時的遼東，地處東北邊陲之地，文化很不發達，能熟讀四書五經成為縣學生員，真可謂是鳳毛麟角了。
這時的明朝，正處於激烈動盪的形勢之下，階級矛盾異常尖銳，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而民族矛盾也日益熾烈。在范文程的家鄉撫順，明朝和後金的鬥爭日趨激烈。
隨著遼東形勢的發展，為了拉攏、控制女真人的勢力，明廷不得不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封建州左衛都指揮使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然而努爾哈赤決心率領女真人與明朝分廷抗禮，到了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也就是努爾哈赤背叛明朝、稱汗建國的第三年，一舉攻佔了明朝遼東重要軍事據點撫順所。
年輕的范文程，耳聞目睹了滿族的興起與努爾哈赤後金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他以封建官僚知識份子的眼光，清楚地看到明朝已是“氣數”將終，而女真人的後金政權正在方興未艾。所以在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當努爾哈赤率軍攻下撫順時，范文程與其兄一起，便毅然決然地親赴汗營，“仗劍謁軍門”，投奔了努爾哈赤。
努爾哈赤熱情地接見了他們，並且與他們談了話，自然免不了問起家世與經歷來，很是器重他們的來歸。當努爾哈赤得知范文程是明朝兵部尚書范鐿的曾孫時，就對身邊的各位親王貝勒們說：“這個人是名臣之後，一定要好好地使用他。”言下之意在於希望范文程也能成為他的名臣，於是努爾哈赤令諸位官員都要優待以禮。並且由於范文程熟悉當時明朝以及遼東的政治、軍事形勢，因而被努爾哈赤選為親隨、當了參謀，投筆從戎南征北戰。他先後參加了攻取遼陽(1621年)、西平(今盤山縣古城子鄉)(1622年)和廣寧(今北鎮)(1622年)等一系列的戰鬥。他“所在行營，必參帷幄”，顯然，范文程在爭奪遼東以至遼西的戰鬥中，貢獻了他的聰明才智。
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病死，其第八子皇太極繼承了汗位，他總結努爾哈赤時期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治理好國家首先要安定黎民百姓，並且要調整滿族與漢族之間的關係，緩和民族矛盾。隨著形勢的發展以及統治地域的增大和人口的增加，皇太極制定了對後金政權進行改革的方針，參照明朝中央集權的統治機構，“欲以歷代帝王得失為鑒，並以記己躬之得失”，在天聰三年《1629年》四月，建立了內閣的雛形——文館，范文程受到破格的重用，和達海、剛林一起成為文館的骨幹。文館的建立，標誌著後金政權向著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權前進了一大步，這其間范文程以其特殊的地位與才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自然地成為皇太極的主要親信謀臣。
後金天聰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極率領十萬大軍避開明朝在山海關、寧遠(今興城)、錦州一帶佈置的重兵，繞道西路經明朝肪務空虛的地區，從喜峰口進入關內，由龍井關、洪山口“入薊門，克遵化”。皇太極自率主力直趨北京，留下范文程率八百兵守遵化以為退路，明軍進行反撲，范文程則一馬當先率軍奮力作戰，打退了明軍的進攻。皇太極又派范文程率領小股軍隊去潘家峪、馬蘭峪、三屯營、馬欄關和大安口等處說降，結果“凡五城皆下”，兵不血刃。當明兵反包圍大安口時，范文程使用火炮進攻明軍，又解了圍。就在這次進軍北京與明兵反復爭奪城池的戰鬥中，范文程能攻能守，文武兼施，立下軍功，被皇太極授予世職遊擊之職和三等阿達哈哈番的爵位。
在皇太極率大軍直趨北京時，明朝山海關主將袁崇煥得知後，急率軍馳援，先後令軍抵達薊州，皇太極不與戰，乃直撲北京，袁崇煥追至，在城外展開激戰。據《國朝耆獻類征初編》記載，范文程此時向皇太極進獻反間計，詐稱皇太極與袁崇煥有密約，放回被俘的楊太監報給崇禎皇帝。驚慌失措、猜忌多疑的崇禎果然中計殺掉了袁崇煥，這就給皇太極除去了進關的勁敵，動搖了明朝的軍心。由此可見范文程堪稱是足智多謀的軍師。
天聰五年(1631年)夏季，皇太極率後金大軍圍攻大淩河城(錦縣)，迫使祖大壽投降。當時有蒙古降兵私自殺死其軍官反叛回去，皇太極聽說後異常憤怒，欲殺死這些叛兵，范文程則為了爭取更多的力量，從容勸說，使五百多叛兵免死。當時另有明將據西山之險堅守，攻之不下，范文程又以單騎至其壘，說以利害，於是也投降了。皇太極非常高興，把所有這些投降之兵都賜給了范文程。
天聰六年(1632年)春，皇太極第二次征伐察哈爾蒙古林丹汗，目的是要徹底打敗東部蒙古，孤立明朝，並且使蒙古諸部成為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這次出動了後金軍和徵集來的各部蒙古兵將近十萬，當大軍西征越過興安嶺後，林丹汗得知異常恐懼，感到自己無力抵抗，於是帶著牧民驅趕牛羊離開駐地，倉皇西奔。等到皇太極追到歸化(呼和浩特)時，林丹汗早已逃走，直趕到黃河邊也沒有追上。當時形勢對皇太極非常不利，追又追不上，退回去又白白興師無所獲，沿途黃沙白草，民窮地脊，難以供養軍需。全軍將士都想借機南下搶掠明朝地面。但是苦於師出無名，無計可施。於是皇太極召集范文程、寧完我和馬國柱等商議對策。范文程等提出：“我師進，利在深入；否，利在速歸；半途而返，無益也。”鑒於當時的處境，只有深入明境才能飽掠而歸，至於師出無名問題，范文程等人提出可以議和為由，寫信給邊關限期答復，過了日期便可藉口而進攻。皇太極很高興地採納了他們的建議，結果以十日議和為期限，大軍直趨宣府(今宣化)、張家口等地，沿途搶掠而歸。
天聰七年(1633年)，明朝遼東守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來請降時，皇太極派范文程與諸貝勒一起帶兵接應，並且向他們宣講皇太極歡迎他們投降之意。於是，在後來“破旅順，收平島，討朝鮮，撫定蒙古”等軍事行動中，范文程都參與謀劃。因之日益受到皇太極的重用。由於他的足智多謀，多次勸降明朝官將成功，甚至能從生活細節上觀察一個人能降。如崇德七年(1642年)明朝薊遼總督洪承疇在松錦決戰中被俘後，大罵不降，於是皇太極派范文程再去勸降，仍不降，范文程一邊好言相勸，談古論今，一邊察言見色。恰好房梁上有積塵飄落到洪承疇的衣服上，他幾次將落灰拂去。范文程一葉知秋，回去報告皇太極說洪承疇是不會死的，他連自已的衣服都這般愛惜，更何況自己的生命呢。後來果然降了皇太極。
後金政權建立之初，帶有濃厚的軍事民主制的色彩，通過努爾哈赤以及皇太極的努力，逐漸削弱各部權力，加強了汗的權力。文館的設立就是一個重大的改革，皇太極一心要成為“中原有德之主”，當然必須借鑒明朝的典章制度，加快封建化的速度，迅速進行統治機構的改革。
要削弱八旗貝勒權力，加強中央集權，皇太極堅信必須對國家機構進行改革。“凡事都照《大明會典》行”，於是積極設置了文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初步打開了局面，收效很大。七年之後，即在天聰十年(1636年)三月，皇太極又對文館進行改革，成立了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范文程被任為內秘書院的大學士，進世職二等甲喇章京。這時的內秘書院負責撰寫；起草對外往來書信，記錄各衙門的奏疏詞狀以及代替皇太極起草敕諭、祭文等。范文程與了最高層的機密，一時間“撫諭各國書信，皆文程起草。初，上猶省覽：後乃不復評審，曰，汝當無謬也。”
雖然范文程當上了內秘書院的大學士，但他的實際權力並不限於內秘書院，他所起的作用也遠非大學士所限。他積極幫助和支持皇太極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八旗諸貝勒的王權，《滿文舊檔》曾記載天聰九年(1635年)冬，皇太極曾和范文程商量過能否上尊號稱皇帝，范文程答曰：“人從天象而行，哪有天特意告訴汗受尊號的道理呢？獲得玉璽的事，各處的國歸附的事，人心歸順的事，那本來就是天意。今汗順天意，合人心，受尊號，定國政適當。”皇太極大喜，於是次年春就接受群臣上尊號為皇帝，改元崇德，定國號為清。清朝的建立，標誌機構改革進入質變的新階段。
天聰七年(1633年)皇太極創建了八旗漢軍以應需要，這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事件，它為“選用招降，以漢攻漢”提供了組織上、軍事上的保證。在商議推選漢軍固山額真時，諸大臣都提出由范文程擔任，皇太極說：“范章京的才幹當然可以勝任這個職務，然而固山額真僅僅是漢軍一個旗的軍事職務。現在我認為他是我的心腹和棟樑之材，所以固山額山的職務就另議吧。”這說明皇太極對范文程極為重視，關係密切。范文程所掌握的多是機密大事。《清史稿•范文程傳》記載，他“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複召入。”這生動地說明，他們每一次談話就得幾個小時(每晝夜是一百刻)，甚至來不及吃飯和休息就再次召入。
皇太極倚重范文程，參與軍政大事，每逢議事，常說：“范章京知否？”不稱文程而稱章京，抬高了范文程的地位。每當議事決定不下來的時候，就說：“何不與范章京商議一下？”眾臣下說：“范文程已經同意。”皇太極才最後批准。有時范文程生病在家，一些待辦的事皇太極還要等他病好了再裁決。君臣關係至為親密，皇太極經常要范文程陪著吃飯。范文程有一次入侍，面對美味佳餚，想到父親還沒有嘗到，遲遲未能下筷，皇太極明白他的心意，立即把這桌美味佳餚送給了他的父親。無論是朝中大事，還是日常生活上，都可以看出皇太極把范文程看成是貼身的近臣，而范文程也對皇太極忠心不二。
建州女真的崛起、後金政權的建立以至於與明朝分廷抗禮；最後建立了清朝。這個過程，如果從努爾哈赤1616年建元天命算起，到1636年建號大清稱皇帝，也只有二十年的時間。對於一個落後的女真族來說，登上中國歷史舞臺，這是序幕，是極短的前奏曲。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完成了推翻明朝、建立清朝這一改朝換代的大工程，自有其歷史自身的辯證法。以清代明雖說以軍事爭奪為主，但以區區滿洲族之人口、地域，想成為龐大的中國之主，單靠軍事征伐是不行的，還得靠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在清初開國史上能知己知彼，熟知中國歷史與明朝現狀者，范文程是難得的第一人。他在導演以清代明這個歷史序幕時，有其獨特的歷史功績。
范文程既瞭解女真族的社會發展，也知道它的軍事組織八旗制度的作用。同時范文程也瞭解明朝的社會弊端、宮廷的腐敗。他知道只有順應歷史發展，對後金的政治機構進行改革，才能完成推翻明朝的歷史任務。
在天聰三年(1629年) 范文程進入文館，為皇太極“欲以歷代帝王得失為鑒，並以記己躬之得失”盡力，到崇德元年(1636年)時短短幾年，就又進了內三院，任大學士，成為皇太極的主要謀臣。
在八和碩貝勒共同主政、事事掣肘的形勢下，皇太極“雖有一汗之虛名，實無異正黃旗一貝勒也”。 范文程支持了皇太極削弱王權加強君權的鬥爭，他認為這個鬥爭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存亡。他給皇太極上疏，仿照中國歷代朝廷官制，建議“請置言官”，皇太極接受了他的建議，於是在崇德元年(1636年)設立了都察院，這是一項強有力的改革，“凡有政事背謬及貝勒大臣有驕肆侵上，貪酷不法，無禮妄行者，許都察院直言無隱”，它與三院六部不相統屬，獨立地行使檢察之權，這樣就把皇權與王權鬥爭的主動權操在手裏。
天聰五年(1631年)始建的六部——即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和工部，由於每部都以貝勒一入主其事，並設二員滿族承政、一員蒙古族承政和一員漢族承政，這些承政官員既要受貝勒的領導，也要對汗間接負責，就造成職掌混亂，有時互相矛盾，互相推諉的局面。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范文程在崇德三年(1638年)“奏請每衙門止宜設滿洲承政一員，以下酌量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皇太極批准了這個建議，並且委派范文程協助睿親王多爾袞“更定八衙門官制”。經過這樣的機構改革以後，停止了諸王貝勒對各部院的干預，加強了中央集權。
一方面在用人上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改革機構提高效率；另方面又注重培養新的人才，這是皇太極比其父努爾哈赤高明之處，他曾說過：“朕以人才作為治理國家之根本，你們群臣應以薦賢士舉能人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他也真的這樣做了。他能夠不拘一格，打破民族偏見，無論是滿族、蒙古族還是漢族，也不論出身之貴賤，只要有一技之長，都加以任用。對這一點理解得最深的，或者能及時向皇太極提出這方面建議的，正是大學士范文程。他說：“治國安邦，從根本上說，最重要的在於得人才。特別是培養人才，保護優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范文程向皇太極建議，通過辦學校和進行考試選拔人才，史載“滿洲興學，倡于范文程”確乎如此。當時在文館就招學生，每年舉行考試，分為三等。在這裏學習的大多是遼東當地的青年。到了天聰三年(1629年)後金就進行了第一次考試，滿、蒙、漢族知識份子積極參加了考試。到了天聰八年(1634年)，皇太極就真的搞起了科舉，仿效明代辦法，“中試為舉人”。這樣就為日後的發展，準備了人才。這次考試大約有數百人參加，錄取了二百二十八人。到了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時，范文程建議，在滿族、蒙古族和漢族知識份子中，考取秀才和舉人。皇太極批准這個建議，並且提出了“從公考校”的要求。一個月後，錄取了滿族舉人二人、蒙古族舉人一名、漢族舉人四名，其餘分為一、二、三等不同。
就這樣，范文程為皇太極，在短短的幾年間選拔、考取了數量可觀的人才，特別是青年。這些知識份子，忠於清朝，成為許多大衙門的骨幹力量，也是清統一全國的重要力量。
清朝是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既和明朝有共同點即都是封建王朝，也有不同之處，即有其自己的發明創造。初起時為了處理蒙古事務而成立了蒙古衙門，到崇德三年(1638年)，范文程又協助皇太極把它擴充為“理藩院”，由處理單一蒙古事務擴大為處理包括其他少數民族事務。這對後來推進滿族與蒙、回、藏等其他民族的合作，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范文程在十多年間為皇太極出謀獻策，真可謂是差不多言聽計從。到了崇德末年，清王朝已經模仿明王朝，並有所增加與發展，完成了封建化的過程，加強了中央集權，成為一個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經濟上都能與明朝一比高低的勁敵了。
《清太宗實錄》記載，當皇太極病重之際，都察院的言官上疏請求“惟以聖躬為重，伏望息慮養神”時，是經范文程轉呈的奏疏，同時立即得到皇太極的批准，並且說：“朕之親理萬機，非好勞也，因鄭臣不能分理，是用躬自裁斷。今後諸務可令和碩鄭親王、和碩睿親王、和碩肅親王、多羅武英郡王合議定結。”而且皇太極派了范文程把這個極端重要的決定，通知諸王。這說明，皇太極臨死前還很重用范文程，讓他傳達自己的最後決定。
皇太極死後，滿洲貴族之間因為皇位繼承問題事先沒有安排，而爆發了一場殘酷的鬥爭，一時間殺人流血，勢不兩立。范文程在這場鬥爭中，保持謀臣的公允地位，沒有捲進去，說明他的政治頭腦異常清醒——不論誰來繼承皇位，他都是一個忠於新君的大臣。把握時機，提出“進取中原”的戰略決策
從投奔努爾哈赤那時候起，到追隨皇太極這兩代帝王時期，范文程以其雄才大略，制定了進攻中原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方針。並在處理錯綜複雜的矛盾中，始終堅持這個方針不變，直至最後實現。這既需要有通觀全局的眼光，又要有對明清現狀的清楚瞭解，更需要對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結局有充分的估計。然而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歷史發生大轉變的關鍵時刻，能把握時機，把歷史推向前進。范文程都做得恰到好處。清代的歷史家往往把范文程比作楚漢相爭的張良或者明朝的功臣劉基，是頗有道理的。
經過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兩代的努力，在政治制度上進行一系列的改革與創新，在軍事上建設了一支強大的八旗兵，鞏固了東北地區的統治，有雄厚的經濟基礎，這是清朝賴以爭奪全國政權的實力。
天聰六年(1632年)皇太極曾經和范文程商討對明朝的策略，范文程說：“我軍如果想深入，應當乘其不備，一直攻到北京，訊其和否，然後再毀山海關水門而歸，以壯軍威。”這是先進行軍事上試探性進攻，並且進行實戰的演習。他還說“最好的辦法是從雁門關進去，並且曉諭沿路軍民，等到我們得了天下，酌免賦稅，以表示我們愛護憐養百姓之意。”這是進行政策宣傳、爭取民心，軍事上避實就虛。皇太極正是這樣做的，他不斷地避開山海關而繞道從北面進關，直趨北京，進行軍事上的大演習。
皇太極死後，多爾袞在順治元年(1644年)率軍再次伐明，范文程為此曾上書對當時的形勢作了分析，他說：“中原的百姓，飽受喪亂乏苦，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盼望有一個英明的皇帝，以求得安居樂業。從前放棄遵化，在永平(今河北盧龍)屠城，這兩次都深入而複返，明朝必然以為我們並無大志，只是為了掠金銀財寶和美女玉帛，因此對我們表示懷疑，不信任我們。現在應當嚴肅申明紀律，秋毫無犯，宣諭我們進取中原的政策是：做官的仍然擔任原職，民眾百姓仍然從事原來的職業，錄取使用賢德能幹的人，撫恤有困難的人。這樣，黃河以北，就可以傳檄而定了。”他又說：“現在明朝精兵已經沒有了，我們的八旗兵可以包圍他們長驅直入，他們的勢力日益衰落，我們的兵力日益強大，這樣，北京就是可以奪取的了。”
無論是皇太極還是福臨、多爾袞，在與明朝作最後鬥爭的前夕，都想聯合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共同奪取政權，只是皇太極沒有聯繫上。到順治元年(1644年)福臨致書李自成起義軍將領說：“我們致書給你們，想與諸公共同合作，並取中原，如果能統一全國，我們共用富貴，不知尊意如何？”結果也沒有同意。
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是不會與清軍聯合的。范文程也看清了這一點，並且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說：“我國雖與明朝爭奪天下，實際上是與李自成的流寇較量。”他提出要拉攏明朝官吏幫助自己，並且要直取北京或者從山海關以西先攻佔一個城池作為進攻的前哨和跳板。當多爾袞伐明大軍進軍至遼河時，傳來了李自成攻進北京、崇禎皇帝自縊而死、明朝滅亡的消息。在這緊要關頭，急忙驛召在蓋州溫泉養病的范文程速來商討決策。
范文程既站在清朝統治者的立場上，並且也站在被推翻了的明王朝的立場上，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他惡狠狠地咒駡農民起義軍，認為李自成起義軍是“塗炭中原”，戕厥君後，此必討之賊也。”並且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立場上，分析李自成“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其敗道有之。”第一，逼崇禎自殺是“天怒矣”；第二，打擊地主豪紳，沒收財產能引起“士忿”；第三，攻擊起義軍搶掠人民能引起“民恨”。他斷言有這三個原因再加上“行之以驕”，可以“一戰破也”。他接著說：“我國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聲討他們的罪行，撫恤士大夫，拯救黎民百姓。這樣出兵，是以義動，何功不成？” 范文程注重師出有名，立足於分析敵我雙方形勢，這是他的高明處。並且進一步提出：“愛惜生靈是天之德也，從古以：來沒有一個是嗜殺而得天下的。我們清國如果僅僅打算在遼東稱帝還算可以，如果想統一全國，非使百姓得到平安不可。”這是當時最正確的決策。成為清軍入關後奉行的重大政策，也顯示了它的強大的力量。
吳三桂是出身豪門的武將，明朝派他為甯遠總兵，率領數萬精兵把守著山海關，阻擋清兵。但他素有二心，加之其上司洪承疇、舅父祖大壽早已降清，清朝利用這種關係拉攏吳三桂，但他在觀望著明朝、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和清軍這三家勢力鬥爭的結局，然後才能決定自己的選擇。所以在京師告急時，他不去迅速解救，朝廷三月下令救援，他行軍遲緩，四月二十二日李白成占北京，他二十五日才到豐潤，聽說京師淪陷、崇禎吊死，他反而不戰回到山海關，根本不想為明朝出力，只是在選擇新主而已。他自知不是李自成的對手，只有投靠清朝。他在選擇時機。
京師的陷落，皇帝的自殺，正是機會。吳三桂立刻致書清廷，請兵進關共同對李自成作戰。雙方一拍即合。這正是范文程為多爾袞所制定的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結果。吳三桂的降清使李自成起義軍在山海關戰敗，直至退出北京。
范文程不失時機，為清軍草擬宣諭佈告天下：“我們是仁義之師，為了給你們報君父之仇而來，不殺你們百姓，現在我們所誅殺者只有闖王賊而已。有官吏來歸的，恢復其職位；百姓為歸的，許其從事舊業。我們大軍行動有紀律，決不傷害你們。”這在進關之時，是宣言書，也是瓦解農民起義的號召，更是向所有被起義軍打倒的官僚、地主、豪紳宣傳清軍的政治主張。把滿族的清朝與明朝的民族矛盾，掩飾過去，轉而把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突出了出來。因此，清軍所向無敵，起義軍敗走，各地迎降不絕。范文程有力地把握了歷史轉折的時機，提出適宜的策略，為清朝奪取全國政權立了大功。康熙年間內閣學士韓英說，范文程“佐命興朝，首倡入關，廓開大計，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厥後皆如公策，而我國之大業以成，萬世之丕基以定。”這是很恰當的評價。范文程能利用階級矛盾，轉移民族矛盾，爭取明朝各級官僚和地主階級的支持，這是他在錯綜複雜的鬥爭中，為清朝制定的正確的戰略方針。
日理萬機 出謀獻策
清軍攻佔北京之後，多爾袞面臨一個異常複雜棘手的政治局面。明朝的京師，在短短的四十三天裏，先被李自成攻破，又被清軍奪取。歷史發展之迅速使世人瞠目。明朝的忠臣遺老、投降李自成的官吏、未來得及撤走的起義軍、飽受戰禍的黎民百姓，幾百萬人混雜在北京。怎樣收拾這個殘局？從哪里開始？這些，多爾袞只有依靠范文程去處理了。
首先是，多爾袞聽從了范文程的不要亂殺人的建議，下達了“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的命令。而且多爾袞本人只帶千騎入城宿衛，幾萬大軍“盡屯騎兵於城外”，而且沒有多爾袞的標旗，任何人不許出入，一時間初步穩定了民心，使眾人無不悅服。並且鄭重宣佈“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難軍民，皆吾赤子”。
多爾袞這個攝政王忙於軍務，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處理改朝換代的紛繁複雜的政事，隨軍而來的范文程被推到了前臺。他以封建地主階級政治家的胸懷，抱著治世的夙願，化敵為友，爭取大批漢族官吏和民眾的信任，宣傳施以“仁政”，並且“頗愛百姓”，自己現身說法：“我大明骨，大清肉耳。”號召大家都效法他那樣投降清朝？
范文程當時“每日坐午門右決事”，他是清政府的實際組織者，他不得不“晝夜在闕下，事無巨細應機立辦”。一時間“挺伐四方，文武甲兵，事無巨細，鹹公綜理案牘”。
范文程隨大軍進京後，首先把明朝皇宮裏所典藏的律令章冊接收過來，作為清朝遵明舊制的根據。
范文程為了把滿漢民族矛盾掩蓋起來，化敵為友，曾說大清江山“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于明國也”，並且以實際行動來證明這一點。進京之後，范文程就建議並得到批准，由清政府主持為崇禎皇帝及皇后、皇妃發喪，歷時三天，並且“易梓宮，備儀衛，修陵墓一切如制”。俗話說人死以入土為安，在改朝換代之際，范文程親自為被推翻的明朝皇帝發喪，足以證明他具有政治家的風度，給明朝的官吏以及所有擁護者以一種心理上的安慰。
當時明朝有些遺老家在南方，在京師動盪，家破人亡之際，無路可走，便投書范文程求助。請“求扶喪南還”， 范文程立即派遣騎兵持令箭護“送至張灣，於是殉難諸臣之喪，多次第南歸”。這樣做的結果，表現了范文程對這些“殉難”諸臣的同情與關懷，也爭取了這一大批人對范文程的信賴。
在這百度草創之際，為了安定天下百姓，制定一個什麼樣的田賦政策是至關重要的大事。由於連年戰爭，明末的遼餉、剿餉、練餉三餉屢次增加，人們異常痛恨。在戰火中餉冊皆被李自成起義燒毀，惟有萬曆年間的故籍還存在，當時有人提議尋找新冊，范文程表示反對，他主張用萬歷時舊餉冊說：“就是以萬曆年間為定額，還應考慮給人民帶來的困難，怎麼能還去尋找那三餉的冊籍呢？”於是決定甩萬曆年間的田賦標準徵稅天下。這實際上是宣佈清朝為了使農民休養生息而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結果“歲減數百萬兩，民賴以蘇”，這樣做，穩定了億萬農民的心，使農業生產的恢復有了政策的保證。
為了進一步爭取廣大知識份子對清朝的支持，范文程上疏說：“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商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請再行鄉、會試，廣其登進。”他建議“首請開課取士，以收入才”。得到批准後，清廷派他主持考試，考中的一千多人，這樣做就為清朝爭取了追求仕途的漢族知識份子的支持。
范文程在進京伊始，親主政務，日理萬機，為崇禎發喪，安撫孑遺，舉用廢官，搜求隱逸山林之士，考訂文獻，更改明朝法律命令，廣開言路，招集各級官吏，收求各種檔案冊籍，安定了人心。又實行輕徭薄賦，給人民以生息的條件。這些都為清朝的鞏固，奠定了政策的基礎。
要從根本上醫治戰爭創傷，發展經濟，清初錢糧缺乏是一大難題。范文程提出興屯田之法，推行屯田墾荒，設立政府專門機構。實行結果，解決了入不敷出的財政困難，為人民發展生產創造了條件。
進京之後，根據范文程的功績，清廷給他“進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賜號‘巴克什’。後又進二等精奇尼哈番。”隨著范文程的聲望越來越大，不免與大權獨攬的攝政王多爾袞發生難以調和的矛盾。多爾袞由攝政王改稱叔父攝政王，又變為皇父攝政王，獨攬天下大權，朝廷的信符和各級官吏升遷簿全在他手裏掌握，一時間朝廷內外“只知道有攝政王，而不知道有皇上”。多爾袞為了加強自己的影響，毅然摒棄范文程所提倡的爭取民心的寬厚政策，而改行殘酷的高壓政策，強行推行“留發不留頭”的剃發政策，並且要范文程別過多地插手干預他的政策。
范文程跟隨努爾哈赤、皇太極、福臨以及多爾袞幾十年，洞若觀火，“有古直士之風”，忠心耿耿地為清朝獻計獻策，對多爾袞也是剛直而不隨聲附合，這就激起多爾袞的不滿。終於在順治三年(1646年)，多爾袞對范文程發出警告說：“現在國家各項事務，各有專人管理。”限制范文程少管事務。又說：“你們這些內官對於國家的事務，應當及時報告。”而范文程回答說：“文程等朝夕在王左右，凡有聞見，無不面啟，候取進止，無庸具體敷陳。” 范文程這樣依然固我，終於在順治三年和多爾袞矛盾激化，因一件小事而被多爾袞為“下法司勘問”。雖然沒有罷官，但權力已被限制和削弱。而范文程自己只好處處小心謹慎明哲保身了。
當朝中滿洲貴族權力鬥爭激化之際，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削去親王濟爾哈朗爵位、幽斃了肅親王豪格，又命親信大學士剛林、祁充格同范文程一起刪改太宗實錄。范文程進退兩難，知道事關重大，如果遵命將留後患，如果違命將受處罰，於是為了保全自已，聲明養病閉門不出。結果多爾袞死後被控犯有“謀逆”之罪，剛林、祁充格一起被殺，范文程“與同官當連坐，上以文程不附睿親王(多爾袞)，命但奪官論贖。是歲即複官。”他能躲過這場大難，完全是由於他有自知之明，才能保全自己。清廷對他的忠心，很是賞識，順抬九年(1652年)被授以議政大臣之職，這是漢官從未享有的恩寵，說明他用自己的行動進一步取得了順治皇帝福臨的信任，隨即“複進一等精奇尼哈番”，特命“監修太宗實錄”。
范文程為了向順治帝表示自己的忠心，上疏奏曰：“諸位大臣上疏彈劾大臣，無非是為君為國，皇上應當愛惜他們。”順治帝接受了她的建議，恢復了因上疏彈劾大臣而被降職革職的官員。
積幾十年經驗，范文程對君主關係頗有見解，在福臨與他商討如何處理這個關係時，他說：“大凡作事恰到好處附合天意者，必須君明臣良，互相信任，互相諒解，才能有利於國事。假若入主剛愎自用，誰還敢進言？勢必使阿諛奉承獻媚之人日益親近；而忠厚耿直的人就日益疏遠了。人主如果自己誠心誠意，公正廉明，臣下自會翻然從善，這樣才符合天意，國家的命運一定悠久，永享太平了。”多爾袞死後，順治時期，君臣關係進一步密切了。范文程堪稱為一代名臣，順治稱讚他“文程在盛京時不附貝勒，後亦不附睿親王，眾所共知。”史載，“上勤於政治，屢次到內院去，讓諸位大臣從容咨訪，文程每每以班首承旨，所陳述回答，都能使皇上滿意。”
為了解決恢復生產和選拔人才兩大難題，范文程又建議“條興屯四事，曰選舉得人，曰開墾守獲，曰積貯轉運，曰責成考課。”於是在亂久民稀的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陝西等地大興軍事屯田和官助民屯，結果對恢復生產安定農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范文程還大膽地提出，治理天下首先在於會用人，他針對清朝重滿族輕漢族和任人唯親大搞宗派的弊政，建議朝廷各部院大臣都要推薦人才“不論滿漢新舊，不拘資格，不避恩怨，取真正才守之人”去充當各級官吏。范文程這樣選拔、培養人才，博得了順治皇帝的贊許。順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為了表彰范文程的功績，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後又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師；到順治十四年(1657年)又恩詔加秩一級，並將其畫像收藏在皇宮之內。
范文程少好讀書，穎敏沉毅。投奔努爾哈赤後，對清廷一片忠心，無論換了哪個皇帝，他都有自知之明，所以在他經歷的整個清初的三朝四代歷史上留下了豐功偉績。他自己知道他一生所進奏章，多關係到重大的決策問題，所以在他監修太宗實錄時，把他草擬的奏章一概焚燒不留，而在實錄中所記下者，不足十分之一。他這樣做，免得“功高震主”，突出個人。但從各種史料裏，從我們能見到的記載裏，也足可以看到范文程確是一代名臣。時勢造英雄，有他這樣的人輔佐，清朝受益匪淺。他最後多次因病上疏請求休養，順治帝才“暫令解任”，還想病癒之後再來召用。但是范文程功成引退，離開朝廷“辟東皋為別業，稍構亭館，植卉木，引親故，徜徉其中；時以詩書騎射課子弟，性廉慎好施與。”就這樣平安地度過晚年。
康熙五年(1666年) 范文程逝世，終年七十歲。玄燁親撰祭文，賜葬於懷柔縣之紅螺山，立碑以紀其功績。幾十年後，康熙親筆書寫了“元輔高風”四個字，做為祠堂橫額。這是清朝統治者對他的最高的評價了。范文程在那個時代，他所能做到的，是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盡自己的力量。范文程提倡民族合作，民族諒解，安定百姓，輕徭薄賦，發展生產，選拔人才，使用賢良，直言敢諫，招降納叛，這些對清朝的建立與鞏固，都起到巨大作用。而努爾哈赤、皇太極不囿於民族偏見，重用范文程，委以重任，給以重權，君臣相互支持，相輔相成，終成大業。范文程的成功與其說是明君賢相的結合，不如說是封建儒家思想，在清初取得的重大勝利。范文程不愧為清初卓越政治家的稱號。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