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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部門 吃人夠夠 寄給朋友 友善列印
3頁之1
【何清漣】
從二○○一年開始，中國教育就一直高居中國十大暴利行業之前三名之內，而教育亂收費問題越來越成為公眾無法承受之重負。今年三月，「教育亂收費」成為中國「人大」、「政協」這兩個會議上被討論得最多的話題，最近這個話題又因教育部公布清理亂收費的報告再次回到公眾視野。
大學教育 多少糊塗帳
下面這兩類消息讓人對中國教育行業的經費產生迷惑。一類與教育亂收費問題相關。中國教育部最近表示，自二○○三年以來，全國各地一共派出了五．六萬個檢查組，檢查了各級各類學校八七．六萬多所﹝次﹞，清退亂收費資金十三．七億元，共查處違規收費案件將近二萬件，治理教育亂收費約十七億元人民幣，累計清退違規金額達十三．七億。共有五九三一人因此受到處分，其中七九四名校長被撤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為了殺一儆百，甚至指名道姓地曝光了八所教育亂收費學校，這八所學校既有大學，也有中學，亂收費金額共達二二七○萬。名單公布後，這八所學校頓時成了千夫所指的目標。而河北省一個省在二○○五年就查出教育亂收費三千三百多萬元。
而另一類消息卻受到忽視。這些消息數量不多，談的卻是一個從未被討論過的問題：中國大學將要破產。該文章列出大量資料與事實，證明中國高等學院大多從銀行舉債經營「發展」，現在普遍陷入危機，許多正在興建中的「大學城」因資金枯竭，現在已經難以為繼。這篇文章在列舉大量事實後指出：「如果將大學當作公司，以中國今日大學資產負債率之高，財務風險之大，中國大學顯然已經成為繼銀行、證券業之後的又一個高危行業。」而中國銀行業也將出現一個全世界都沒有的危機：因大舉借債給大學而形成新的大規模壞帳。
政府管理 流於形式
中國民諺將教育亂收費與高收費稱之為「眼鏡蛇」─因知識界人士戴眼鏡者多而得此名。在中國生活的人都知道，教育亂收費現象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近二十年內政府主管部門總共下達了三百多個禁止教育亂收費的文件，如二○○三年底就下發過「關於嚴禁截留和挪用教育收費資金，加強學校收費資金管理的通知」，以後幾年仍然不斷強調這一通知的重要性，卻依然無法遏制亂收費現象。這就存在一個制度形式化的問題，亦即說，政府文件完全流於形式，未能對教育部門起到任何遏制作用。
其實也不止是政府文件流於形式，就在發改委公布了八所學校的名單之後，這八所學校的反應各不相同，共同的心態是「亂收費哪所學校沒有？為什麼只拿我們開刀？」但有些學校膽子小些，比如河南師範大學被指亂收取洗滌費一百一十七萬元，該校承諾退回四十九萬元費用給學生；華南理工大學亦答應將多收的學費退還；遼寧瀋陽第二中學共多收三百六十萬元，瀋陽教育局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處理相關責任人方案。但其餘的學校可沒有這樣「聽招呼」，比如西安美術學院超標準收費五百五十九萬元，但這個學院卻回答說，多收的錢是經過省物價部門同意的。而南京審計學院學生處處長姜玉泉在接待︽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指責「說南京審計學院亂收費簡直是胡扯」，「贊助費是學生自願交的」。而山西太原第五中學則稱「發改委誤判」，浙江奉化市新聞辦公室主任則認為「亂收費這一提法值得商榷」。
難道這一個個小小的地方學校就如此膽大包天，竟敢指責堂堂中央部委胡扯？當然不是，這些學校不認帳自有不認帳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都是按照上級文件執行」。比如南京審計學院在「專升本」﹝即專科學生改成本科生﹞收費「八千六百元」問題上，執行的是江蘇物價、教育、財政三部門二○○二年的文件，而國家發改委二○○四年明確發文規定專升本為「四千六百元」。兩個文件都有法律效力，但執行地方文件，招一個學生就多掙四千元。誰能說地方政府頒發的文件沒有法律效力？要怨只能怨政出多門，法規與政府文件之間互相抵觸。更何況，教育部門多收的費用當中，自有地方政府部門分取的一杯羹。
教育、財政主管各說各話
對於亂收費問題產生的根源，一個常見的解答是：教育投入不足。主要理由是：國家教育經費投入沒有占到ＧＤＰ總量的四％。這一解答幾乎為官員、學者與民眾所共同認同。
國家教育部教育督導辦公室主任鄭富芝承認學校普遍存在亂收費、多收費問題，但根本原因在於國家對教育投入嚴重不足，以及教育資源配置不平均所致，只有通過國家擴大投入、合理分配和調節資源，才可能根治這問題。
一些學者則分別給財政部與教育部各打五十大板。比如北京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所教授勞凱聲指出，近年來政府和學校間事權的重新分配，令各類型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對於亂收費的現象，主要原因是來自學校的辦學經費不足，導致了學校把辦學的任務轉嫁到家長身上，但他亦表示，確實有些貪圖私利的教育人士，藉口經費不足而乘機透過額外收費中飽私囊。
而學生家長的普遍反應是，學校表面上按既定的規章收費，但多採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辦法，暗地裡卻以各種各樣的藉口，收取額外費用，包括強迫學生「自願捐款」與「贊助」。家長無可奈何之下，只得接受學校的無理要求。
多年以來，大家對於亂收費現象已經麻木了，也不敢舉報，因為一旦被校方知道了，恐怕對孩子沒有什麼好處，這樣無疑助長了亂收費的行為。
但掌管教育投入的財政部教科文司負責人卻表示，把教育亂收費的首要原因歸為教育投入不足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財政部官員還列舉了一連串資料加以佐證：
預算內教育經費的支出年均增長十六．二％，八年增長了二．三倍，均超過了同期ＧＤＰ年均遞增九．一％的水平，但教育亂收費並不見減少。一九九六年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小學三○三元，初中五四九元，高中一○八八元。二○○四年，這些指標現在分別上升到：小學一一二九元，初中一二四六元，高中一七五九元，分別相當於一九九六年的三．七倍、二．三倍和一．六倍，八年間年均遞增十七．九％、十．八％和六．二％。而且被曝光的亂收費的學校沒有多少屬於真正的貧困校。財政部官員理直氣壯地說道：「據我們觀察，亂收費問題嚴重的學校，往往集中在發達地區或財政投入多的城市學校。國家發展改革委前不久公布的八所亂收費問題學校，多數為城市學校。亂收費的存在，既有認識不到位、經濟利益驅動的原因，也有教育體制不健全、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平衡以及監督檢查不嚴等原因。」
錢到底跑去哪了？
既然錢沒少給，接下來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亂收的錢花到哪裡去了？
這個問題，不僅是教育部之外的官員們在問，還有眾多百姓也在問。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亂收費得來的錢是不是上交國庫了？」
教育部自然沉默以對，而財政部卻不想為此背黑鍋。財政部教科文司負責人公開對媒體放話：「既然是亂收費，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財政部門不僅不贊成，而且堅決反對。根據了解，亂收來的錢，多數是暗箱操作，以小金庫的形式亂收亂花。這些錢不可能走正常的途徑進入國庫。否則，納入了財政收支的大盤子，就必須由財政部門嚴格按照財政紀律統一支配使用，未必還給他們使用，這與他們亂收費的初衷是背離的，教育部門當然不會那樣做。」「既然是亂收，肯定會亂花。由於教育收費監督管理制度不完善，沒有真正做到公開、透明，缺乏社會監督。」
財政部門還具體指出教育部門如何使用亂收費聚斂來的錢財：
一是將學校收費收入與教職工津貼支出直接掛勾。比如在中西部地區的一些農村中小學，按照「一費制標準」收取的雜費收入，本應全部用於學校運轉，但有將近一半被違規用於人員津貼補助和福利。
二是一些地方超規模建設的豪華學校所需投入，除了財政撥款以外，多為依靠向學生收費來解決，同時，為了籌措高額的運轉費用，還要向學生再收費，從而出現惡性循環。
對此項具體指責，教育部未曾回應。這說明，中國的教育部門已經成了榨取學生以自肥的利益集團。
財政不透明 公眾難過問
在教育收與支這兩條線上，中國公眾目前只能看到種種亂收費讓公眾負重如牛，而大學擴張與亂收費帶來的高額收入被用之於何處，卻因學校的財政支出無需透明化，成為公眾無法過問之事。所以亂收費問題雖然被討論得熱火朝天，而「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最大得益者─眾多高校負債累累的破敗相卻被忽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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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一年開始，中國教育就一直高居中國十大暴利行業之前三名之內，而教育亂收費問題越來越成為公眾無法承受之重負。今年三月，「教育亂收費」成為中國「人大」、「政協」這兩個會議上被討論得最多的話題，最近這個話題又因教育部公布清理亂收費的報告再次回到公眾視野。
大學教育 多少糊塗帳
下面這兩類消息讓人對中國教育行業的經費產生迷惑。一類與教育亂收費問題相關。中國教育部最近表示，自二○○三年以來，全國各地一共派出了五．六萬個檢查組，檢查了各級各類學校八七．六萬多所﹝次﹞，清退亂收費資金十三．七億元，共查處違規收費案件將近二萬件，治理教育亂收費約十七億元人民幣，累計清退違規金額達十三．七億。共有五九三一人因此受到處分，其中七九四名校長被撤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為了殺一儆百，甚至指名道姓地曝光了八所教育亂收費學校，這八所學校既有大學，也有中學，亂收費金額共達二二七○萬。名單公布後，這八所學校頓時成了千夫所指的目標。而河北省一個省在二○○五年就查出教育亂收費三千三百多萬元。
而另一類消息卻受到忽視。這些消息數量不多，談的卻是一個從未被討論過的問題：中國大學將要破產。該文章列出大量資料與事實，證明中國高等學院大多從銀行舉債經營「發展」，現在普遍陷入危機，許多正在興建中的「大學城」因資金枯竭，現在已經難以為繼。這篇文章在列舉大量事實後指出：「如果將大學當作公司，以中國今日大學資產負債率之高，財務風險之大，中國大學顯然已經成為繼銀行、證券業之後的又一個高危行業。」而中國銀行業也將出現一個全世界都沒有的危機：因大舉借債給大學而形成新的大規模壞帳。
政府管理 流於形式
中國民諺將教育亂收費與高收費稱之為「眼鏡蛇」─因知識界人士戴眼鏡者多而得此名。在中國生活的人都知道，教育亂收費現象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近二十年內政府主管部門總共下達了三百多個禁止教育亂收費的文件，如二○○三年底就下發過「關於嚴禁截留和挪用教育收費資金，加強學校收費資金管理的通知」，以後幾年仍然不斷強調這一通知的重要性，卻依然無法遏制亂收費現象。這就存在一個制度形式化的問題，亦即說，政府文件完全流於形式，未能對教育部門起到任何遏制作用。
其實也不止是政府文件流於形式，就在發改委公布了八所學校的名單之後，這八所學校的反應各不相同，共同的心態是「亂收費哪所學校沒有？為什麼只拿我們開刀？」但有些學校膽子小些，比如河南師範大學被指亂收取洗滌費一百一十七萬元，該校承諾退回四十九萬元費用給學生；華南理工大學亦答應將多收的學費退還；遼寧瀋陽第二中學共多收三百六十萬元，瀋陽教育局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處理相關責任人方案。但其餘的學校可沒有這樣「聽招呼」，比如西安美術學院超標準收費五百五十九萬元，但這個學院卻回答說，多收的錢是經過省物價部門同意的。而南京審計學院學生處處長姜玉泉在接待︽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指責「說南京審計學院亂收費簡直是胡扯」，「贊助費是學生自願交的」。而山西太原第五中學則稱「發改委誤判」，浙江奉化市新聞辦公室主任則認為「亂收費這一提法值得商榷」。
難道這一個個小小的地方學校就如此膽大包天，竟敢指責堂堂中央部委胡扯？當然不是，這些學校不認帳自有不認帳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都是按照上級文件執行」。比如南京審計學院在「專升本」﹝即專科學生改成本科生﹞收費「八千六百元」問題上，執行的是江蘇物價、教育、財政三部門二○○二年的文件，而國家發改委二○○四年明確發文規定專升本為「四千六百元」。兩個文件都有法律效力，但執行地方文件，招一個學生就多掙四千元。誰能說地方政府頒發的文件沒有法律效力？要怨只能怨政出多門，法規與政府文件之間互相抵觸。更何況，教育部門多收的費用當中，自有地方政府部門分取的一杯羹。
教育、財政主管各說各話
對於亂收費問題產生的根源，一個常見的解答是：教育投入不足。主要理由是：國家教育經費投入沒有占到ＧＤＰ總量的四％。這一解答幾乎為官員、學者與民眾所共同認同。
國家教育部教育督導辦公室主任鄭富芝承認學校普遍存在亂收費、多收費問題，但根本原因在於國家對教育投入嚴重不足，以及教育資源配置不平均所致，只有通過國家擴大投入、合理分配和調節資源，才可能根治這問題。
一些學者則分別給財政部與教育部各打五十大板。比如北京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所教授勞凱聲指出，近年來政府和學校間事權的重新分配，令各類型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對於亂收費的現象，主要原因是來自學校的辦學經費不足，導致了學校把辦學的任務轉嫁到家長身上，但他亦表示，確實有些貪圖私利的教育人士，藉口經費不足而乘機透過額外收費中飽私囊。
而學生家長的普遍反應是，學校表面上按既定的規章收費，但多採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辦法，暗地裡卻以各種各樣的藉口，收取額外費用，包括強迫學生「自願捐款」與「贊助」。家長無可奈何之下，只得接受學校的無理要求。
多年以來，大家對於亂收費現象已經麻木了，也不敢舉報，因為一旦被校方知道了，恐怕對孩子沒有什麼好處，這樣無疑助長了亂收費的行為。
但掌管教育投入的財政部教科文司負責人卻表示，把教育亂收費的首要原因歸為教育投入不足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財政部官員還列舉了一連串資料加以佐證：
預算內教育經費的支出年均增長十六．二％，八年增長了二．三倍，均超過了同期ＧＤＰ年均遞增九．一％的水平，但教育亂收費並不見減少。一九九六年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小學三○三元，初中五四九元，高中一○八八元。二○○四年，這些指標現在分別上升到：小學一一二九元，初中一二四六元，高中一七五九元，分別相當於一九九六年的三．七倍、二．三倍和一．六倍，八年間年均遞增十七．九％、十．八％和六．二％。而且被曝光的亂收費的學校沒有多少屬於真正的貧困校。財政部官員理直氣壯地說道：「據我們觀察，亂收費問題嚴重的學校，往往集中在發達地區或財政投入多的城市學校。國家發展改革委前不久公布的八所亂收費問題學校，多數為城市學校。亂收費的存在，既有認識不到位、經濟利益驅動的原因，也有教育體制不健全、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平衡以及監督檢查不嚴等原因。」
錢到底跑去哪了？
既然錢沒少給，接下來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亂收的錢花到哪裡去了？
這個問題，不僅是教育部之外的官員們在問，還有眾多百姓也在問。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亂收費得來的錢是不是上交國庫了？」
教育部自然沉默以對，而財政部卻不想為此背黑鍋。財政部教科文司負責人公開對媒體放話：「既然是亂收費，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財政部門不僅不贊成，而且堅決反對。根據了解，亂收來的錢，多數是暗箱操作，以小金庫的形式亂收亂花。這些錢不可能走正常的途徑進入國庫。否則，納入了財政收支的大盤子，就必須由財政部門嚴格按照財政紀律統一支配使用，未必還給他們使用，這與他們亂收費的初衷是背離的，教育部門當然不會那樣做。」「既然是亂收，肯定會亂花。由於教育收費監督管理制度不完善，沒有真正做到公開、透明，缺乏社會監督。」
財政部門還具體指出教育部門如何使用亂收費聚斂來的錢財：
一是將學校收費收入與教職工津貼支出直接掛勾。比如在中西部地區的一些農村中小學，按照「一費制標準」收取的雜費收入，本應全部用於學校運轉，但有將近一半被違規用於人員津貼補助和福利。
二是一些地方超規模建設的豪華學校所需投入，除了財政撥款以外，多為依靠向學生收費來解決，同時，為了籌措高額的運轉費用，還要向學生再收費，從而出現惡性循環。
對此項具體指責，教育部未曾回應。這說明，中國的教育部門已經成了榨取學生以自肥的利益集團。
財政不透明 公眾難過問
在教育收與支這兩條線上，中國公眾目前只能看到種種亂收費讓公眾負重如牛，而大學擴張與亂收費帶來的高額收入被用之於何處，卻因學校的財政支出無需透明化，成為公眾無法過問之事。所以亂收費問題雖然被討論得熱火朝天，而「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最大得益者─眾多高校負債累累的破敗相卻被忽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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